今天百会分享一篇从“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味之道”切入、以人类学“礼物”逻辑角度研究民族医药的文章。大家先看原文摘要，以明其概：
“民族地区医师的采药配方与厨师调和五味的技艺之间关联密切。被称为“大自然馈赠”的不仅有药材与食材，还有体现了医者与厨师调配技艺的“味之道”。以人类学经典的“礼物”逻辑，行医与烹饪实践中，味道作为礼物被赠予病人与食客的身体生命之中。这也是民族医药实践中人与物共同形成的“行动元网络”，既包含本身源于自然的药材，也包含与之相关的人类技艺与实践。如此来重新认识行医和烹饪过程，可以看到拉图尔意义上的超越了以人为中心、不限于语言和人际交流的社会生活。民族医药实践是将各方力量汇聚在一起的过程，指向的是关于生的宇宙观的实践。并非简单的商品交换逻辑可以完全代替。”
本文从宏观的视角认识医药实践，用人类学术语总结说：“这些民族医生早已超越了自然/文化、以及身/心的二分，他们（的全身心）与药材（的功用和性质）以及病人（随疗程而变化的身体）组成了疗愈过程的行动元网络系统，相辅相成互相作用。”
对此，百会也做点补充，《楞严经》载：药王药上菩萨因味觉明，遍尝草木金石之味后开悟——了知味性，非空非有，非即身心，非离身心。对于味道的认识，到达这个层次就真正明白“味之道”了吧，这样“找药配方”的医者是当之无愧的“药王”、“神医”。民族医药有许多瑰宝，尚待我们承传。
大自然的馈赠味之道与民族医药
文/赖立里“夫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上下之益，在能相济。”
——晋·陈寿《三国志·夏侯玄传》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此可为“味之道”。“和羹”的说法最早见于《尚书·说命下》：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字面意思即为：味道调和的羹汤离不开盐（咸）梅（酸）的配合。羹从“羊”部，本身即有美味的意思。孔颖达疏《诗·商颂·烈祖》“亦有和羹”曰：羹者，五味调和。可见美味的关键在于“和”，也即夏侯玄言之“合（五味之）异”。同时，羹为“有浓汁的食物”，须置于火上徐徐烹调方得。水上火下，水属阴下行，火属阳上行，可见羹为水火既济、阴阳相和之物。此为夏侯玄之“上下之益，在能相济”。
合异与相济也适用于传统医药。配药重在调和五味，汤药的熬制同样要求水火相济。羹食与汤药皆需入口，不难想象二者都要求一定的调配以及烹饪的技巧——汤药同样有先下、后下与火候的要求——只有在这样的技巧之下，药与食才能由原材料转为美食和验方。民族医药作为中国传统医药的一分子，在实践上也无不体现出对于“味之道”的追求。本文通过回顾莫斯著名的“礼物”逻辑，分析民族医药的采药与配方这两种关照身体的技术，讨论民族地区医师的采药配方与厨师“调味”技艺之间的密切关联。掌握这两种技艺的专家，无论医技或是厨艺，他／她们将各异之“味”结合起来，通过药与食的中介，改变了病人或食客的身体及其体验。医生和厨师将味道作为礼物，赠予到病人与食客的身体生命中。
不仅如此。被称为“大自然馈赠”的食与药，也体现了民族医药实践中人与物共同形成的“行动元网络”（Actant-NetworkTheory,简称ANT）。行动元既包括人也包括物，都是是参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成员；“网络”则将人与物置于对称、平等的位置，二者在社会关系交往中的角色同样重要。民族医药实践的“行动元网络”既包含本身源于自然的药材与食材，也包含与之相关的人类技艺与实践。从这样的意义来说，药与食并非被动地处于医生或厨师的技艺操控之下，它们的配合甚至往往带给操控者意外的惊喜，非某一医者或厨师仅仅依靠传承的手艺或传统可以达到。莫斯的礼物概念中“豪”或灵力/精神力正体现于此。
如莫斯所说，豪（hau）“指的是非生物和植物中的灵*与力量”，而且“由事物形成的关联乃是灵*的关联”，“接受了某人的某物，就是接受了他的某些精神本质、接受了他的一部分灵*”。这也正是行医或烹饪的乐趣所在。味之道，不仅在于药材和食材的调和使用，也在于操作者调配的技艺，而这样的技艺超越了简单的商品经济逻辑，用礼物的逻辑来理解会更加恰当。
显然，这里讨论的是包括民族医药和中医药的传统医药，而药“味”之重要性对于西医药来说则恐怕是另一回事。毋庸置疑，如今许多人更愿意选择西药，正是因其“无味”，也是因为“无味”同时代表了西药所标榜的标准化、有效性和安全性。试想标准化之下的市场化，尤其当“购买服务”之说盛行、服务被推向市场交换，理性的市场关系往往将道德关怀内隐起来，或许这正是当今医患关系甚至恶化到暴力化的部分原因。而将传统医药的“味道”看作礼物，可以对这个看似被市场交换和彻底商品化所主宰的世界，重新想象。
01味之道
相传商代的伊尹善烹调，他烹调所用的某些原料如姜、桂之类，既可调味，又可以药用，有时他也用所烹调的食物来治病，由此创造了治病的汤液。《周礼·天官》记载有“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的设置和分工，其中的“食医”就是专管食疗的医官。同书还指出，要“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已经把饮食与药物相提并论。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共载药种，分上、中、下三品，其中将薏仁、大枣、薯蓣等列为上品。东汉张仲景所撰《伤寒杂病论》中有服桂枝汤后以热稀粥助药力的记载，并主张服药后应忌生冷、粘腻、肉、面、五辛、酒、恶物等。该书还十分注意饮食卫生及食物相克的问题，这些都是将有关食物的知识用于治病的实例。
药有药性，食有食性。食性和药性一样，分为四气五味，即“寒热温凉”四气和“酸苦甘辛咸”五味。中国传统医药典籍《*帝内经》之《素问·五脏生成篇》说，“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肾欲咸，此五味之所合也，五脏之气。”既然食物有不同之性味，各种性味又各归于不同的脏腑，那么，保持健康就必须讲求食物的五味调和。《素问·六节藏象论》说：“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奉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意指人体应使摄入之食物五味比例协调，这样才能使人体阴阳气血及脏腑机能协调，正气旺盛，身体健壮。
对于中国传统医药来说，天然药物的性味归经是基本特质，尤其经典的四气五味属性尤为重要。翻开任何一部药物本草或药典，每味药下面都会列出一至两种味，如辛、微温；或酸、苦，寒，等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味道与功能的密切联系，不是简单的口感问题。譬如，“甘补［益］，酸收［涩］”，理解五味的功能意味着不仅是如何将药物分类，还有直接的临床指导作用：五味也是一个重要的标记以引导医者如何配方合药。
仅就大家熟悉的中医来说，其配方的技术难度众所周知：虽然有大量古籍记载的经方可供参考，但要经过医生的反复推敲分析并多次用于临床接受受实践检验之后，同时还要求医生深入了解组方的各味药如何在各自性味归经的区别上达到相辅相成，并要依据病人的具体情况进行药味和药量的加减调整，这样才能在避免药物之间相互削减作用的同时，在最大程度上达到疗效。这显然与西医有着显著的区别，对于西方医学来说，味道只属于烹调与饮食，西医西药很少有什么突出的味道，即便有，也会通过胶囊将其隐藏起来。
此外，在民族医药的调研过程中，我们还常常碰到许多本地医生常用的药物尚未收入药典或地方本草的情况。此时，民族医如何判断这些一定程度上“性味归经”尚不明朗的药物，又如何将它们用到临床？根据我们自己对传统医药的了解，我们在民族地区询问了许多医生他们如何了解药物的性味（甚至归经），以及他们配药的思路。这些医生几乎人手一册国家出版的药典或地方本草，不难看出他们对于药物的性味归经都有着相当的理解。至于不少本地草药没有列入本草典籍的情况，我们发现，神农尝百草的古老方法同样普遍为大家所采用。笔者已经在别处讨论过民族医药的医生们对草药的感情，而上山采药作为民族医药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就是带着解药上山，防止尝药的时候中*。
访谈中大多数大夫都会向我们强调，他们对草药的知识与实践正是来自于用亲身去体验，尤其那些无法从书本和师傅那里学来的药。更为重要的，并非药用植物的所有部分都可入药，有根、茎、叶、花的区别，而这些部位的味道也不尽相同。嘴中尝到的味道仅仅是了解这味药可能的药用的第一步。医生们接下来要回去尝试搭配不同的药味，继续亲身体验熬制出的汤药，然后在病人身上进行各种调试，这也需要假以时日。
可以说，这样的“临床试验”，从医者的身体开始，最终要达到的是根据病人身体及其所处的具体的时间空间状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一系列通过制衡而取得疗效的多种药物（力量）组合的配方。
02医之道
1、方医生，黎族。
方医生在海南当地是一个有名的黎族医生，目前她唯一的徒弟是她的儿媳妇。婆媳二人在家行医，本来住在五指山下的一个村子，这里也是当地有名的一处旅游开发地，于是诊所就设在自家开设的农家乐饭馆里。农家乐的特色是野菜，在当地品种不少而且容易采挖，这样“纯天然”的食物对城里来的游客相当有吸引力，同时方医生也在农家乐搭出的棚子里摆了几个货架，上面陈列着她和媳妇从山上采回来的药材。这些药材已经在她们的住处经过了洗净、晒干、切制等过程，放在这里的可作为“饮片”直接入药。方医生给病人开方后即可照方抓药，病人将相关的饮片买回家熬成汤药服下。方医生也谈到她的一些“粥方”，即将药材与粳米一同熬成粥服用的药方。“效果很好的”，她这样向我们强调。当然她也泡药酒，既有内服的、也有外用于跌打损伤的。
方医生在当地被尊称为“药王”，对当地药用植物了如指掌，看病也甚灵验，我们在她的家里看到一张裱起来挂在墙上的照片，是当年的李镕基总理来到海南时接见她的照片，可见她的知名度在当地非同凡响。几乎所有从事民族医药研究的医学界人士到海南调研（包括海南本地的研究人员），方医生这里是必访之地。
不过，我们很惊讶地从方医生口中得知她并不识字，架子上那些摆放整齐的饮片容器上标记的名称是她的儿子或儿媳妇写下的。她说她的本领都是父亲传给她的，包括认药、采药、制药等各个步骤，而她的父亲也不识字。
这让我们想到民族医药的医生常常说“找药”而不是“看病”。对他们来说，有病人上门，最重要的是给病人找到合适的药方，至于“看病”，那是“找药”必经的步骤但绝不是目的。这显然与现代西医和中医共同遵循的治疗常规区别了开来，后者将疾病看作一个需要认识的客体来加以反复揣摩，而民族医生们强调的是从病人身体出发来寻求好的治疗手段，讲求的是药物与身体的搭配。这里很难区分孰为主体、孰为客体，药物与身体的配合不是医生自己即可达成的，其间还要有天时地利的配合（比如是否能够找到正合适的草药）。
同来的一位医学院的老师拿出随身带来的《黎族民间医药集锦》这本书给方医生看，她兴致勃勃地翻了好多页。方医生不认字，但是图片基本都认识。她仔细辨认着书上的标本图，说好多药都是她带着该书的几位编者去采集的，尤其强调说她当时坚持要她们尝药：不尝药怎么能认识这些药？
另外，书里每味药都标记了用量如50-60g的字样，但是方医生对这所谓的“用量”并不以为然，她和下面即将讨论的羌族李老医生一样，坚持用手抓药，因为这样可以“感知”份量。而要她说具体的克数，她不会知道。
同时，她也告诉我们，其实“一般写的也都不注清楚，还是要靠自己的体会和经验的。”
这样的认识背后，是对普世、标准化（西医式）身体认识的坚定拒绝。确实，从用舌头尝药到用手抓药，方医生更重视的是用身体找药配药，仿似一名厨艺已臻化境的好厨师，不需要按照菜谱上标明的选材、步骤和分量去烹制菜肴，靠的是只意会不可言传的手下感觉。
而这“意会不可言传”绝非纯精神层面的抽象思维，相反，意会所依靠的是长期实践之后身体感觉与临床经验的综合反应，是基于当下具体时间、空间的直观判断，由“感”而“知”，是实用技艺与历史积累知识的综合，是医生的至高境界。难怪曾有中医史家撰文讨论“医者意也”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神韵所在。
2、李医生，羌族。
李医生是四川阿坝的一名羌医，因为医术远近闻名，曾在汶川地医院请去坐堂开诊，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他的小儿子是传承人，父子二人一同行医。小李医生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起死回生”的病例。
某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从当地医院治疗了70多天依然不见好转，重症监护室进出6趟，花掉30多万块钱以后，家里实在无力延治，医院大夫也认为治愈的希望不大，遂出医院。住院当晚即再次吐血，并出现出血性休克，家人认为恐怕不治，准备料理后事，连棺材都选好买回来，鞭炮也买好，包括羌族去世前一些必备的礼仪，都做了准备。守夜三天，病人依然顽强地挣扎在死亡线上，于是家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李老医生。
父子二人到病人家里的时间已是下午5点多，据小李医生说，“我们刚来的时候，她的脚全是肿的，还有肚子也肿的很大。看她的脉象很弱，而首要的症状是吐血止不住。如果不止血，随便什么药肯定是不起作用；一旦没有吐血了，就有希望”。于是当天晚上只给了一个家传的止血的膏方，告诉家属“今天晚上缓得过都好，缓不过就莫医了”。商定第二天如果病人没有出事，再来诊室配方拿药。
当天晚上父子俩并没有回家，而是从病人那里直接回到了诊室商量配方。如此危重的病人，李老医生心里也没底，两人花了三个小时在诊室里商量相应的处方、配伍。小李医生介绍说，当时最难的问题就是既消肿又止血，因为消肿需要疏通，既通又止（血）这是相互矛盾的两个面向。如果疏通的剂量大小掌握不好，病人可能受不了。此时的配方，既有止血的又有疏通经络的，还要有补血的，“完全是动脑筋的事情，很考究的”，小李医生颇有感触这样向我们回忆。
所幸病人当晚吃过膏方后感觉还好，于是家属第二天来拿走了父子二人深思熟虑配好的第一付药，吃过八付药后开始下地走路，一共吃了几十付药。常规来说，李老的一付药是一周的量，但是这个病人病情严重，于是专门给病人配制，一付药服用三至五天，随时准备调整配方和药量。到我们与小李医生一起去探望病人的时候，她已基本痊愈。成就了一段起死回生的佳话。
这个案例最吸引我们的，自然是李老医生遣方用药的思路：他是如何配方的，为什么这样想、是否遵循了一定的医理，等等。尤其关键的是前八付药。小李医生告诉我们这八付药，每一付都有所不同。为了随时调整配方，父子俩平均两三天就要观察病情，或打电话或亲自上门，询问吃药后的身体状况。他们最希望恢复的是病人的精神状态出现好转，同时，如果病人老是感到饥饿，那说明身体功能在恢复，也是非常好的转归。此外还